1998年以来，为了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我国已连续发行了3600亿元建设国债，国债的发行，有效地遏制了经济增长持续下滑的势头，而且建成了一大批重点基础设施项目，办成了一些多年想办而未办成的大事，应该说是功不可没的。但是，我们注意到，国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下降的趋势。1998年下半年，发行建设国债1000亿元，拉动GDP增长1.5个百分点。1999年共发行1100亿元建设国债，且采取了增加技改贴息政策，拉动当年GDP增长2 个百分点。到了2000年，建设国债发行额达到了1500亿元，但对GDP增长的拉动仅为1.7个百分点。而且从长期看，政府投资总是不如民间投资的效益高，因此，如何启动和激活民间投资就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
　　●非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放慢的原因“九五”以来，非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放慢，分析其原因，专家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有：
　　(1)市场。认为投资不振来源于需求不足，企业找不到具有合理回报的项目，缺乏投资热情；
　　(2)政策。认为税费水平偏高，导致投资成本提高，抑制了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
　　(3)管制。根据供应学派理论，供给因素在实现国民经济中长期均衡发展过程中有重要作用，政府对企业的过度管制会对资本形成产生消极影响。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发展中的政府管制主要表现为行业进入的限制和融资过程中的所有制歧视；
　　(4)资金。在我国，资本市场的分割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所有制歧视，另一是缺少能满足不同规模和不同发展程度企业投资需要的市场体系，即现有市场体系只能满足部分企业的融资需求。分割的资本市场造成资本限制和投资机会的分割，影响了企业家的决策。由于民间投资缺乏有力的金融支持，非国有企业筹资困难，融资成本高，企业预期收益低，投资积极性受到抑制。
　　民间投资的不振，除了大家分析的市场预期等因素之外，笔者认为更重要的也是深层次的原因是目前尚未形成有利于民间投资扩张的制度。
　　人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而人的能动性只有通过激励才能启动，惟有良好的制度才能够有效的激励。我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民间投资方面，虽然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已作为基本经济制度写入了党的十五大报告，但制度是多层次的规则构成，相对于大量滞后的其他正式约束以及长期形成的非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而言，这句话只能起到“灯塔”的作用，而在其他制度安排没有跟上之前，它不能独立地为民间投资营造一个宽松的环境。比如：当前的制度安排不能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信息成本比较高，市场中的不确性因素比较多。同时产权制度安排也比较滞后，难以在民营企业家及社会公众中树立保护巨额私有企业产权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