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终岁尾，盘点2006，有两件天字号大事注定要成为中国社保改革进程中的转折点：一是上海社保案，一是国家审计署报告披露的社保资金违规事件。由于上海社保案涉案34.5亿元，其中绝大部分是企业年金（基本社保资金较少），所以，审计报告披露的71亿元挪用事件说明，国家应把基本社保管起来；而上海社保案说明，国家应把企业年金交出去，市场应将其接过来，原有企业年金的政府经办模式是导致腐败的制度根源。

　　中央政府已经察觉到原有模式的潜在风险是巨大的，尽快过渡是不能犹豫的。但就目前来看存在着2个问题：一是34号文只对经办模式的过渡和转型做出了规定，但没有对自办等其他模式做出任何规定，这说明风险源依然存在，只是没暴露而已；二是在企业年金的行政监管中，中央政府的权威没有真正树立起来，对地方政府而言，企业年金是个烫手的山芋，地方主义和部门利益、GDP崇拜与错误的政绩观等使之弃之不舍。

　　地方政府退出企业年金的营运管理之后，对中央政府来说随之便提出了一个挑战，或说面临一个考验：如果市场监管跟不上，如果不能未雨绸缪，企业年金的安全性风险依然存在，甚至会给社会稳定带来负面影响。

　　目前世界上企业监管模式大致有三种：“联合模式”即由一个机构负责监管所有金融部门；“半联合模式”即只有保险资金和企业年金这两部分资金由同一个机构联合监管；“专业模式”即设立多个监管机构同时专门从事企业年金的监管，整个监管过程涉及到三个以上的监管机构。目前我国的监管模式采取的是“专业模式”，就目前来看他是适应我国具体国情的，应该进一步加强，即由劳动社会保障部作为主要行政监管部门，协同其它相关部门。

    但是我们应该清醒认识到，目前的监管机构设置和队伍规模远不适应市场监管的需要，劳动保障部负责企业年金监管的只有2－3个人，而监管资金则高达680亿，参保人员达700多万，如此超负荷监管，堪称世界之最；不但难以满足市场发展的需求，也难以承担起这个重任。

    而与那些具有可比性的国家相比，国外企业年金监管官员人均管理资产一般只有数亿美元左右，人均管理参保人的数量只有几万人到十几万人，例如挪威80名官员，人均管理1.5亿欧元，人均0.33万人；意大利60名官员，人均管理4.6亿欧元，人均管理3万多人；德国29名官员，人均管理24亿欧元，人均管理12万人。

    而我国的差距太大，官员人均管理几百万人，监管负荷严重过度，是国外的几十倍上百倍，根本谈不上什么事先监管和现场监管。由此看来，地方政府退出之后，面对巨大的企业年金市场，劳动社会保障部建立专门的监管机构势在必行，扩大监管机构规模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