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8月，日本右翼团体成员纵火焚毁了众议员加藤纮一的住宅和事务所，原因之一是他多次公开批评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不久前，纵火犯被判处了8年徒刑。与《环球时报》记者谈起这件事情，加藤语气坚定地表示:“即使右翼放火烧了我的房屋，我也不会因此而改变自己的主张和议论。”加藤曾任日本防卫厅长官、内阁官房长官和前自民党干事长。因为精通中文，又主张日本要坚持与中国睦邻友好，被媒体称为外务省“中国学院派”成员。这位自1972年以来连任了12届的众议员，还被贴上了铁杆“亲中派”的标签，对此他毫不忌讳。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他表示，日本只能从科学技术以及文化这两个方面和中国竞争。

　　当年靠仔细阅读《人民日报》研究中国

　　环球时报:纵火焚毁你家的右翼团体成员前不久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你认为这样的处罚恰当吗？

　　加藤:8年虽然是很重的刑罚，但我认为这是适当的。右翼人士有自己的主张，我希望他们能和我进行和平的意见交换，只要是负责任的言论和行动，我都会回答。即使右翼放火烧了我的房屋，我也不会因此而改变自己的主张和言论。如果我因此而放弃，那么日本就会失去言论自由，我就是站在这样一个肩负着使命的立场上，继续拼搏下去。

　　环球时报:你最早是外务省工作人员，为什么要想当一名政治家呢？

　　加藤:有句古语说“寺庙的小孩会念经”，我父亲是一名众议院议员，家庭环境让我自然而然地关心社会、国家乃至世界的大事。上大学时，正赶上日本学生因为“日美安保”展开大规模学生运动，当时还有很多关于民主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亚洲主义、欧洲主义等的激烈论争。我也卷入其中，虽然没有得出最终结论，但我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刻思考。后来我进入了外务省，并决定把研究中国共产党当作我一生的工作。

　　父亲去世后，他的支持者找到我，希望我能够继承父亲的遗志，竞选议员，可当时我才进入外务省刚被派到台湾，开始研究社会主义等问题，所以我只好拒绝了大家的好意。7年后，我才接受大家的邀请，决定竞选，并被选上，从此迈开了我成为议员的第一步。

　　环球时报:当时的日本学习英语是社会潮流，为什么你要选择学习中文？

　　加藤:我进入外务省时就决定把研究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和亚洲当作我毕生的工作了，所以我必须要对中国社会乃至中国人有所理解。我希望自己在工作中能够不通过翻译和中国各界进行交流，所以就选择了学习中文。

　　环球时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你在外务省做亚洲事务官时，日中之间还没有正常邦交，你如何与中国联系、获取工作信息并展开工作呢？加藤:当时关于中国国内情况的来源非常有限，我每天必读《人民日报》，认真分析报纸中表面的微妙变化，哪怕是一点点都不放过，在字里行间寻找背后的真意，掌握中国的内部局势。报纸有时候会公布一些经济数据，比如和去年相比如何之类。我把这些数据积攒起来，用于分析中国的农业发展情况。其他报纸很少有机会看到，有一次听说有人要卖一份内部参考资料，我动用了外务省的高额机密费赶紧高价买下，可是一看竟然是假的。这种情况时常发生。

　　1966年到1967年之间，我在美国哈佛大学学习中国社会学科。当时正好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台湾的情报部门大量搜集材料，然后送往哈佛大学，很多资料开始流到国外，其中有很多都是非常新鲜、非常内部的文献。很多同学都看不懂，而我却能看懂，因为懂中文我受益匪浅，当时主要是分析中国的文化大革命。1967年到1969年我在香港，对红卫兵的大字报进行了搜集和研究，对红卫兵新闻等我都认真阅读。那时和现在完全不同。现在的人只要打开《环球时报》，就能找到政府公布的数据，这在那时是完全不敢想象的，所以我非常羡慕现在的中国局势分析人员。

　　理解中国才能不害怕中国

　　环球时报:在自民党内有两个关于外交的组织，以你为主的“亚洲外交以及安全保障展望研究会”是其中之一，请介绍一下这个议员联盟组织的具体活动情况。

　　加藤:我们目前大约有50人左右，一个月举行一次或两次活动，主要举办亚洲外交、中国专家、学者等的讲座，我们还聘请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日本外交官等做讲演。今年5月初，我们议员联盟9名成员访问了北京、延吉、首尔等，主要目的是考察东北亚，见到了中国国务委员唐家璇和外交部副部长武大伟，探访了中朝边境。议员联盟的主要目标是要在东北亚地区建立新的安全格局，构建和平的亚洲，实现创造性的人文、经济交流。日本外交到目前为止眼中只有美国，所以我们希望通过努力能够让日本在外交方面平等地对待美国和其他亚洲国家。我们的努力必定会对安倍政府的外交产生重要影响。

　　环球时报:今年5月“推进共同价值观外交议员联盟”成立，不少日本媒体认为这主要是为了对抗“亚洲外交以及安全保障展望研究会”而设立的，《产经新闻》认为，这就是为了对抗中国。对于一些日本政治家把中国看成威胁，你怎么看？

　　加藤:中国的人口相当于日本的10倍。如果争夺奥运会金牌的话，那么中国就有相当于日本10倍的人才。今后世界的经济发展取决于先进的技术，而先进技术也要用头脑去创造，那么中国出现能够创造先进技术人才的数量也可能是日本的10倍。只看到庞大的13亿人口、世界工厂、强大的人民解放军、非常精明的领导者，会感到很可怕，如果这样一个国家走向霸权主义，那么日本会陷入困难境地，很多人都持有这种看法。但现实是13亿人口不仅创造，同时他们还要吃、穿、住、享受，要满足这些也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我认为中国今后在发展的过程中会遇到很多困难，一个国家拥有13亿人口实在有点太多了，统管13亿人的领导人必须是非凡的天才。如果懂得上述这些，就不会觉得中国是一个可怕的国家。

　　环球时报:面对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你觉得日本应该采取什么对策？

　　加藤:我觉得日本只能从科学技术以及文化这两个方面和中国竞争。日本人有很多非常好的习惯，如爱清洁，热爱大自然等。虽然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正在缩短与先进国家之间的距离，但是从文化角度来讲，中国似乎还差得很远。比如卫生习惯，例如不随地吐痰，服务周到，遵守时间等方面。我认为中国大约还需要40年到50年的时间才能将文明程度提升到新层面。我希望日本能够在科学技术和文化方面始终不输给中国。

　　“自由与繁荣之弧”是冷战思维

　　环球时报:麻生外相提出了“自由与繁荣之弧”的外交方针，不少人认为这一方针和过去的冷战思维很相似。你如何评价？

　　加藤:“自由与繁荣之弧”的概念来自美军。美苏冷战结束了，中国也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了改革开放。面对这样的局面，美军失去了军备的理由和目标，究竟是为了什么而军备？为此，美军必须寻找出一个军备的理由。“自由与繁荣之弧”的概念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其根本还是冷战时代的思维。将这样一个概念当作政治和外交的方针有点太陈旧了。

　　我认为日本最合适的外交理念是不战、和平。了解他国的内政，理解他国，但是却不进行内政干涉。比如中国和日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国家，应该互相理解、互相尊重，而不是采取对抗的方式。

　　环球时报:首相安倍执政后，一直在努力实现日本的“正常国家化”，这种“正常国家”的概念和你所期待的未来日本国家形象一致吗？

　　加藤:有所不同。安倍所说的“正常国家”是指在海外可以行使武力的国家，我认为那是行不通的。“正常国家”就是没有“品格”的国家，也就是没有个性。我认为日本还是要保持独特性，没有必要像某些国家那样，用武力干涉别国。

　　环球时报:虽然日本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努力一再受挫，但日本政府仍然把它当作外交的重点目标，“入常”对于日本的意义是什么？日本需要为此做何种努力呢？

　　加藤:世界各国的外交主要围绕着联合国来进行，所以如果不“入常”，日本就无法在国际社会发挥应有的影响力。在《联合国宪章》中，日本和德国还被称为敌国，使我们站在了联合国的对立面，这让日本无法接受，所以日本的首要目标是要修正这一条。

　　此外，日本也希望国际社会能够听取日本的意见，在国际社会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为达到这一目标，日本必须得到亚洲国家的支持和赞同，只有和中国保持良好的关系，中国才可能支持并帮助日本“入常”。